11月12日，十八大期间，北京领导层首次明确提出内地居民“收入倍增”的计划，争取于2020年实现GDP与城乡居民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。

　　有人列出这样一条算式，把1.07自乘十次，得出1.97这个数字，意味着内地经济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只要高于7％，十年内翻一番的目标便会自动实现。

　　算式背后

　　算式简明易懂，惟值得一提的是，GDP与国民收入分别年增7％，比中央放弃“保八”后坊间一直谈及的7.5％ GDP增长还要温和。门槛既降，达标难度自然减少。

　　当然，“收入倍增”才是计划的重点，理由是国民收入与消费增长息息相关，牵系经济转型的成败。单就GDP而论，2020年较2010 年倍增（实质，经通胀调整），应不是什么难事。

　　然而，内地2020年GDP与国民收入较2010年同步倍增，对经济转型有何实际意义？

　　就如1.07自乘十次得出接近2般简单，内地GDP和城乡居民收入于2010至2020 这十年间（年底对年底）如影随形翻上一番，岂非意味着民众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原地踏步？目标纵使实现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却从何说起？

　　半世纪前日本的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成功之处，不在民众收入翻一番，而在计划促使日本经济结构合理化，发展过程重量更重质。

　　中国要做到这点，与消费密不可分的国民（家庭）收入，增长步伐必须较GDP快。这意味着：一、收入上升势头较GDP强劲；二、GDP增长速度落后于收入增长。

　　两者看似同一回事，但以中国2020年增长达标为大前提，第一种情况意味着国民收入以高于每年7％的步伐增长，至2020年，内地GDP倍增而民众收入翻上不止一番，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自然有所提高。

　　在第二种情况下，国民收入增长只要较GDP增长快，则不管两者实际增幅多少，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仍只会上升不会下降。然而，这等于2020年前GDP与民众收入不一定能实现倍增的目标，有违“大前提”，因此无必要过于着意。

　　通缩压力

　　从物价层面观察内地经济，也许可以发现更多问题。中国下游通胀（CPI）明显降温乃近月的事，惟处于上游的PPI却早就陷入价格下跌旋涡，通缩压力挥之不去。跌幅最明显的环节如钢铁和煤，与其说是需求不振导致，不如承认产能过剩无法解决。

　　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八大金融环节讨论中提到，在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调节上，今后将针对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，选择适当工具。

　　此说虽有过于“官腔”之嫌，但人行在通胀放缓下拒绝通过减息降准向市场“放水”，继续通过逆回购等市场操作手段调节流动性，是非常正确的一步。大规模“放水”只会令存货积压难清的行业产能过剩变本加厉，对经济结构合理化有百害而无一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