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，OECD发达国家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，减少养老金支出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。现在中国面临是否应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。

　　蔡昉认为，在目前这个阶段上，延缓退休不可行，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面临‘未富先老’，也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收入水平提高速度这一独特挑战。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，但是人均GDP、社会发展水平都还不够高。因此，人力资本就有它的特色”。

　　蔡昉指出，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的地位。延缓退休年龄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可行前提，是老年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与年轻劳动者没有显著差别，加上前者的工作经验，因而在劳动力市场是具有竞争力的。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通常是事实，如在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中，20岁的受教育年限是12.6年，而60岁反而更高，为13.7年。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，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。例如根据2009年的资料，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6年，而与美国的差距则从20岁比美国低29%，扩大到60岁时比美国低56%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一旦延长退休年龄，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。在西方国家，由于劳动力市场需要一个追加的劳动力供给，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强的工作激励，而对中国来说，类似的政策却意味着缩小劳动者的选择空间，甚至很可能导致部分年龄偏大的劳动者陷于脆弱境地：丧失了工作却又一时拿不到退休金。实际上现在城市4到4.3%的登记失业率，大部分是这些接近退休年龄、年龄偏大的城市劳动力。

　　蔡昉表示，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的正确出发点应做到以下三点：首先，保持可持续增长，提高养老保险参与率，这比节约养老金支出更重要；其次，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，应该实行弹性的制度，充分利用一部分高技能、高素质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，同时，也要保护受教育不够的普通劳动者；第三，为未来提高退休年龄创造条件，实施教育优先、加大培训力度。